案情简介：2013年初，前进农场一家兽药饲料店的老板薛芳和她的父亲起诉在前进农场的养猪户伊善如，要求伊善如偿还在其店里赊欠的兽药饲料款共计55700多元。但是前进法庭受理该案后，两年多迟迟开不了庭结不了案。原因是法庭多次找伊善如调解，但伊善如每次都不认为自己欠了薛家店的钱，并扬言要用刀捅死老薛，说着说着就情绪激动的口吐白沫，抽搐过去，被法官送往医院救治。案子迟迟开不了庭，原告不满意，多次到三江法院和总局中院上访。上级法院也派人来调查了解情况，督促开庭，但还是庭没开成，目睹了伊善如口吐白沫抽搐过去，被送医院抢救。一边是开不了庭，一边是原告上访，所以前进法庭特别着急，2015年初，前进法庭庭长找到我，请我了解伊善如的情况，并安抚老薛父女不要上访。最后，在前进法庭和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把这个案子调解了下来，安抚了原告的情绪，也使被告心服口服的认账还钱。下面我把调解的过程和做陪审员的体会向大家做一个汇报。
我在前进农场史志办工作，49岁，曾做过新闻宣传、纪委的工作。我关注司法改革，热心调解工作。受前进法庭委托，我于2015年1月13、14两日找案件当事人薛芳及其父亲薛庆武了解情况。并做父女两人的工作，当事人对法庭两年多迟迟不结案虽然不满意，并讲伊善如的抽搐病是装的。但在我介绍了法庭非常着急结案，多次做工作调解不成，找我来了解情况并将去做伊善如工作时，他们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前进法官们的工作表示理解，也表示去上一级法院信访也是出于想尽快结案。我希望他们能够做些让步，幅度大一些，让法庭尽快把欠款收回来，了结这个案子，他们父女也好了结这个心事。最后通过做工作，薛芳薛庆武父女同意把伊善如的欠款55700多元降至40000元.我又到前进市场了解情况：所有养猪杀猪的都知道伊善如和老薛父女之间的债务纠纷，很多人同情伊善如的状况，但也觉得薛氏父女赊出的账要不回来挺亏的。我是一名调解员，我于2015年1月15日去案件当事人伊善如家（既他的养猪场）调查了解情况。因为知道伊善如非常抵触与法庭相关的人，听说他见到法庭穿制服的人和法庭的车，情绪就会激动抽搐过去，所以我第一次和他接触并没有将真实目的说出来，我以自己是电视台的记者，借口了解养猪市场的行情而进入了他的养猪场。但是他很警惕我，一个劲的盘问我到底要干什么。我说就是想了解养猪的市场行情，想做一个关于养猪户的调查，因为我对现在的养猪户很同情，好几年了，市场猪肉价格一直低迷，这不是伤养猪户的心吗？他可能觉得我站在他们养猪户的立场上说话，而且很体谅他们的难处，就和我聊了起来。在和他聊的过程中，他谈到他的心底愁事，他的猪场四月底租期就到了，还要搬迁。他提起搬迁猪场的事，就说起了从铁路三角线老赵处搬迁到粮库的情况，自己说起了关于老薛告他案子的情况。这些情况正是我想了解的。
伊善如说提起他从铁路三角线老赵处搬到粮库猪场，他就恨死老赵和老薛了。原来2009年，伊善如养猪场的作业站拆迁，老薛主动给他和小裴（同一作业站的养猪户）联系老赵的房舍，让他们去老赵处养猪。老薛说：明后年他有钱了就把老赵的房舍买下来，让伊善如和小裴继续在那里放心地养猪。老赵的房舍很适合养猪，老赵说我们可以先租五年，如果今后他没有把房舍卖掉的话，租十年都没有问题。老薛就给伊善如他们当中间人写了租房协议。伊善如没什么文化，一直认为老薛给他们写的协议租期是五年。所以，伊善如按照至少5年租期的打算，在老赵的房舍旁边，也就是老赵的房舍用地之内又花了六七万元盖了一栋猪舍，扩大了养殖规模。和他一起租的小裴也建了个猪舍，他是在老赵房舍用地之外建的。所以他后来没有被老赵赶走。老薛后来因为觉得房价太高并没有买老赵的房舍。在伊善如养猪到第三年的时候，老赵的房舍以40多万元卖给了一个姓张的鱼贩子，鱼贩子提出的条件就是让养猪户搬走。老赵就拿着租房协议让伊善如走，伊善如这时才知道租期不是5年，特别生气。当时伊善如有不少猪，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啊。老赵又不给伊善如足够的时间让他另找猪舍。伊善如说他这时才明白了老薛为什么给签2年的协议，老薛如果买下老赵的房舍，他可以直接让伊善如和他签协议，老薛的小心眼把坑了。伊善如心里有火，和老赵争执，当初你答应先让我租5年，不然我也不会盖猪舍扩规模啊。老赵不理睬伊善如的实际状况，振振有词说协议上写的就是2年，你这都第3年了，赶紧搬。紧接着还找人来拆伊善如的猪舍房盖子。伊善如当时给110打电话，110没有来，他急了，自己到公安分局报警，警察们还是没有立刻出警，说这事应该找法庭，伊善如找了公安的一个副局长，副局长让他坐110车一起到的猪舍，等警察到时，老赵都已经把伊善如的猪舍房盖给拆完了。拆下来的瓦，木杆子，都给扔进一旁的排干沟里了，瓦都碎了。没了房盖遮阴，大热的天，猪身上都晒起了泡。蚊子咬，瞎蒙叮，下雨挨浇，猪群就发病了，还有不少死的，伊善如一下子就损失了20多万。在这个过程中，伊善如去法庭告老赵，可法庭的人说，你的猪及猪舍如果值50万的话，你就得先拿50万放在法庭，法庭才能给他做财产诉讼保全，伊善如说，他当时上哪里去找50万元啊。伊善如曾经咨询过三江的律师，让人家看了老薛给他写的租房协议，律师就说他让老薛坑了，有了书面的协议，口头协议就不能算数了，和老薛打不了官司了，那上面他就是个中间人。伊善如心里着急上火，当时就恨不能杀了老赵和老薛，他就准备了一把杀猪刀。可是一想，女儿还小，媳妇有癫痫病，杀了老赵老薛，自己也得以命抵命，他死了女儿怎么办？他想他作为一个父亲得给女儿找个依靠，给女儿留下点钱。所以他强忍着这口怒气，在一个所谓朋友的帮助下，搬到了前进一粮库院里的空猪舍继续养猪。但他养的猪经过这么折腾，很久猪病都控制不下来，他去找老薛就是原告买药给猪群治病，老薛反倒崔着要他还上以前从他那里赊的药费，伊善如说我现在都这样了，我现在还不上。
老薛就把伊善如告上了法庭。伊善如觉得自己被老赵赶走，拆他的房盖，110不管，老薛不管，都没有人替他说说情，伊善如去法庭告老赵，法庭不管，老薛告他，法庭就管，这什么理啊，伊善如从心里开始不仅仇恨老赵老薛，还仇恨法庭，也仇恨公安110。
因为这些个事的刺激，伊善如成天睡不着，吃不下，心里堵得慌，老想哭，哭也哭不出来，半夜就想到外面跑。原来身体很好，他扛猪饲料，喂猪，一点问题没有，但是，经历这个事件后，他身体一下子垮了，喂猪的活都干不了，全靠媳妇干。一天晚上，他的一栋猪舍因为烤灯把保温箱里的稻草烤着了，圈舍失火，8头下崽的老母猪和100多头小猪仔都被烧死熏死了。他一下子又损失了近10万元。他觉得他的倒霉，都是老赵老薛给他造成的。一提起老赵老薛他就哆嗦。一想他们对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啊，他就恨得心跳加速不能自己。伊善如经常把准备好的杀猪刀拿出来看看，发誓找机会就和老赵老薛拼命。每当法庭找他谈老薛状告他的案子时，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不由自主地抽搐过去，后来他甚至见法庭的车来了，他就心突突地要抽过去。了解到这里，我明白了，老伊在110处、法庭处、老薛等处，他的诉求都没有得到妥善的接待和安抚，由于这些情绪事件不断发生，最后矛盾加剧，老伊与老薛和法庭形成了顽固的对抗。
通过对伊善如的了解，我觉得伊善如确实有病，是情志精神上的病。我看到他家墙上挂的药，400多元一盒，这是治疗三叉神经及各种贫血的医生处方药，管局之内只有三江医院医生开方卖。
伊善如告诉我说他的女儿已经结婚怀孕了，女儿算是有了依靠，他想给女儿再攒点钱，让她以后的日子过得好一点，然后他就收拾老赵和老薛。我劝他：你和人家拼了命，你的命不是也没了吗，干嘛不放下仇恨朝前过日子呢，你这样成天想这个窝囊事，没把别人怎么样，倒把自己精神搞垮了，身体也搞垮了。伊善如说，我活够了，我现在一想到他们，我就心突突，我的生活让他们给弄的快家破人亡了。
我还从伊善如的讲述中了解到他老实能干，从来不亏欠别人，老薛是例外，因为老伊觉得老薛做的事太缺德，导致了他今天的状况。所以伊善如根本没打算还老薛的钱，而且伊善如说他也根本没有欠老薛告他的5万多，也就是欠个万把块钱。简单地劝老伊放下对老赵老薛的仇恨是不可能的，老伊心里转不了这个弯。老伊说老薛昧良心，有的赊账还了也说没还，有个纳米的球老薛说送老伊放水缸里泡着，猪饮用这个球泡过的水不得病，但诉状上也给老伊算上260多块钱。老伊也痛恨法庭受理老薛告他，他和我说现在他活着比死了都难受，如果法庭逼急了我，我就在法庭喝药，死给法庭的人看。
我第一次和伊善如面对面地谈话，就发现很难疏导他的情绪。尽管他的陈述是一面之词，有很大的主观性，但我认为比较实事求是。他在被房东老赵赶出来的过程中，老薛没有给他求过情，他在搬到粮库后，猪舍起火及不少猪病死以及伊善如拿刀要报复老薛老赵的情况，在我回来后向老薛父女回馈了解到的情况时，都得到了老薛父女的认可。当时看，薛芳薛庆武的情绪比较好安抚，伊善如的情绪很难安抚，提起老赵老薛就能够明显看出他的手发抖且两眼下面潮红，说话语气急促。除了对老赵老薛给他造成的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仇恨外，他对110不能及时出警不满，对法庭不接受他诉老赵不满，对法庭受理老薛起诉他更不满。我除了在伊善如情绪激动的诉说中倾听之外，看到他面颊潮红要抽搐得喘不上气时，给他的就只能是安慰和劝导几句就赶紧转移话题，但是他说着说着又回到了老赵老薛坑他害他的话题上了。我深深地同情伊善如的遭遇，我也深深地感觉到了他对自己的遭遇，心中有着解不开的疙瘩。我认为被告欠账不还，还要拿刀杀人，如此大情绪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案件本身。而是因为他和老薛老赵租猪场的合同租期问题和他的猪场被强拆强迁的问题，以及强拆强迁后他的猪舍着火遭遇的损失等等问题。我还了解到被告老伊是个典型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我觉得要做调解就得引导被告换个角度看问题，不能就事论事。
从伊善如的养猪场回来后，我带着一身的猪粪味就到了法庭，向法庭汇报了我了解调查到的情况，并写了一份去伊善如和老薛家兽药饲料店了解情况的说明。我了解到伊善如当时最大的愁事就是他租用的猪舍五一之后要拆掉盖粮仓，他的猪场就得搬走。他没能力盖猪舍，他想把一个拆迁管理区原来的办公室买下来当猪场用，找人帮忙联系过这事，但是没成。庄建国庭长对这个案子很着急，他诚恳地请我帮忙做调解，希望尽快能够使拖了两年多的案子调解结案，也使原告息访。我很了解前进法庭同志们的勤恳的工作态度，在佟建华任庭长时，我就成为了陪审员，我与佟建华庭长和法庭的同志们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如今也被庄庭长的信任和授权感动，下决心把这个调解工作做好，打开双方当事人的心锁，争取帮助法庭使这个案子早日结案。
我给自己的定位是，通过和原被告多沟通交流，建立良好的感情基础，做通原被告双方的思想工作，通过我的宣传、说明与解释，不断增进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信任，对法庭工作的理解，最后达成调解结案的目标。每一起案件矛盾纠纷能否顺利的化解，一般都离不开“三个因素”，即：利益的平衡、怨气的发泄、人格的维护，只要这三点中有一点、两点或三点达成了双方的妥协，矛盾纠纷案件才算得到了基本化解。我就想，原告老薛父女最大的诉求是利益，既把起诉的欠款5万5千7百多块钱要回来，而且老薛在与老伊的交往中有亏欠老伊的地方，所以2年多了还没有打成这个官司的怨气和面子问题是次要的。而被告伊善如最大的问题是他根本没想还钱，他觉得老薛无论在租猪场的合同上还是在他赊账时都欺骗了他，他不找老薛算账就不差啥了，老薛怎么能来告他？他满肚子的怨气没有发泄，他觉得公检法司所有的人都在和他作对，都在欺负他一个生活在最底层的小老百姓，他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面子的维护，人格的尊重，怨气甚至是怒气的发泄。中医是治有病的人，西医治病人的病。调解这个案子要向中医一样，不能就事论事，要打开双方当事人的心结，先把他们的情绪理顺了。对这个时间长、隔阂深、问题比较复杂的纠纷，我和前进法庭都做好了持续作战的准备。这个案子的调解根本不可能把双方当事人召集一起，当面锣、对面鼓把矛盾揭开，当场解决。对于这个根深蒂固的矛盾纠纷，我和法庭只能单方传达意见。尽量减少当事人之间情绪的对立，将一方的调解意见单独传达给对方，进行讲法律、说道理并听取意见，了解当事人真正的意图，掌握当事人心态。单独做工作，各个击破。我觉得做调解虽然要具备一定的调解技巧，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公正之心”。再难的纠纷也要依法调解。调解所拿出的调解方案要公正、合理，决不能“和稀泥”。当然还要有一颗“热情之心”。要热情、主动，在调解过程中要对当事人的生活环境、性格、脾气尽可能多的全面了解，以便更好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因为伊善如见了法庭的人就抽搐犯病，法庭根本没有办法和他接触，我就先出面和他接触，但我最初的接触工作更多的是做一些生活中琐碎的事情，比如去给他送一些旧衣服，问问他的病情，帮他养的猪找一下销路，为他的猪场搬迁选址出谋划策等等。每次我都听耐着性子听他发泄对老薛和老赵二人的仇恨，什么一定要杀了他们啊等等，还有他对公安不及时出警、他拿不出50万，法庭就不给他立案状告老赵的控诉。我给他一些解释和安慰，劝他往开了想，并极力向他说明前进法庭的全体同志也很同情他，庭长怕他发病，所以才叫我来看看他，有什么困难法庭能够帮助解决的就会尽力帮他解决。我还告诉他，庄庭长找了农场的领导，帮他联系搬迁新猪场的场址。帮助他联系了宾馆饭店，他家的猪肉可以卖给这些饭店。听了我说的这些，虽然表面看不出老伊什么变化，但一点点缓和了他和法庭的关系。为了使老伊消除和法庭的对立情绪，庄庭长还想到了要我去做做老伊女儿女婿的工作，通过他们做其父亲老伊的工作。这叫借船出海、借台演戏。我考虑到老伊的女儿正在做月子，就买了小米鸡蛋、孩子的衣服和尿垫等物品，去看望他们，乘机做了老伊女儿女婿的工作，请他们答应帮忙劝父亲认账还钱。他的女婿还提出如果让老薛给他岳父道歉认错的话，他岳父可能会心里平衡一些，情绪会不那么对立。我觉得有道理，就去做了老薛的工作。老薛一听就来火了：他欠我的钱，不还钱还有理了，还让我给他道歉，没门！我等老薛发完一通火后，气稍稍消了，就让老薛设身处地地想想，当时如果是你老薛处在110不及时出警，法庭不立案，眼瞅着自己新盖好的猪舍被人拆了房盖，猪群受到惊吓嗷嗷乱叫，自己却无能为力的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情景，你会有什么感想。人家老伊是实实在在受到了财产的损失和精神的打击，而你现在紧紧是在法庭的调解下，给老伊道个歉，有什么为难的呢，何况咱们道歉，一是缓和矛盾，二是尽早要回欠款。庄庭长他们也做了老薛的工作，最后老薛拉下面子，答应为了早日讨回欠款，可以对没给老伊写好租猪场合同的问题向他道歉。我把这个老薛要向老伊道歉的话透给老伊时，老伊坚决不接受老薛的道歉，他口口声声要捅死老薛，然后自己也不活了。我觉得这些气话都是老伊发泄情绪罢了，他的内心还是渴望得到安抚和尊重。我就陪着他说和案子无关的话，给他讲一些故事，跟他讲在这个薄情的世界上，我们应该深情地活着。虽然之后我和老伊女儿女婿多次通电话请他们帮助做工作，但是老伊仍然态度强硬不认账，不接受老薛的道歉，却不像从前那样满腔仇恨了，情绪的疏导还是起了一些缓和效果。我也常常到老薛家的兽药饲料店里去，和他们父女俩聊聊天，说说做被告工作的情况，听老薛父女俩的抱怨。我也是从心底对着老薛父女说，我很同情你们，理解你们的心情，欠账还钱，天经地义，法庭会给你们主持公道的，请你们也理解一下法庭的难处，遇到一个一说这个事情就抽搐的病人，法庭也是要讲人性化执法的。我还把庄庭长如何想通过帮助老伊解决困难来感化他，促使他能够认账还钱的想法做法讲给老薛父女听，取得了他们对法庭的理解，表示不再去上级法院上访，等待法庭给尽早结案。确实，老薛父女2015年没有一次上访，尽管我们通过一年的时间把这个案子最后调解了下来，没有达到他们理想的结果，但他们对法庭艰苦的调解工作还是比较满意，认为我们尽力了。我能够耐心听原被告的不断的重复的抱怨，主要是想给他们一个发泄的通道，让他们把不满和怨气也罢怒气也罢发泄出来，气消了，调解工作就好开展了。这也源于我在十七八年前读到的北京市优秀法官宋鱼水的一个报道。报道说，一个老知识分子打一个知识产权的官司，历时一年多经历了好几个法官，官司不大，还很麻烦，当事人不断的请求换法官，后来，宋鱼水接了这个案子。原告第一次见到宋鱼水，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诉说自己的委屈和打官司的过程，一直不住嘴地讲了三个多小时，这个过程中，宋鱼水除了给老人添倒了两次茶水外，专注地倾听老人的讲述，没有插话，没有打断他的讲述。最后，连宋鱼水都很吃惊，老人讲述了三个多小时后，自己主动说，宋法官，我要撤诉。老人说，我打了一年多的官司，接触了好几个法官，从来就没有一个法官能够耐心听我从头到尾陈述一遍案情。老人说我打官司的目的，不是要多少钱，主要是争一口气。你现在这样尊重我，我也不为难你，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撤诉。宋鱼水的这个报道告诉我们，很多纠纷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要尊重当事人，让当事人怨气消了，事情就好解决了。
我调解的这个原被告其实也都是普通友善的人。我给他们尊重与亲近，他们对我也有了信任。相信我是善意的，是以关心、爱护他们为出发点的。而我又是代表法庭来的，我每次都和他们讲法庭庄庭长怎么为这个事情着急，怎么想办法帮助他们，怎么同情和理解他们，所以，原被告相信我的善意，就相信法庭的善意，在此基础上我就可以大胆的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做到情理相通。被告伊善如开始时候都不承认自己欠老薛父女的钱，说自己赊的账早就还给他们了，老薛父女把别人赊的料钱也记在自己头上，他不认这个帐。他自己反倒觉得是老薛对不起他，写个合同5年租期写成2年租期坑了他。我义正言辞地驳斥他，你和老薛关于合同租期的事情是另一码事，不能和你欠老薛的钱混淆在一起。如果你不欠老薛的钱，老薛打官司，法庭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会受理吗？你百分百的欠老薛的钱，只不过所欠数目没有老薛说的那么多罢了。老伊听我的话后，点头承认自己是欠了些钱，有的钱都还了，可是老薛又向他要第二遍，老薛昧了良心。并给我举例说青龙山一个周姓养猪户在老薛店里赊了3万元的料钱，人家还钱的当时老薛还给人家出了收到还款3万的条子，第二年后，老薛又朝周姓养猪户要这笔饲料钱，周姓养猪户也稀里糊涂的，认为可能是没有还款，不然老薛不能再来要账，谁知，周姓的老婆是个仔细人，把老薛出具的还款条子拿出来了，老薛这才作罢。我就追问，老薛可能是记糊涂了，他说你欠他5万多，你自己说，你欠他多少？老伊说他冲良心说话也就是欠老薛一万六七千块钱。我说老薛告你欠了5万多，肯定这个数不准确，但你欠他肯定也不止你说的连2万都不到，互相让让步，你还老薛4万元吧。老伊说啥不同意。我说你看看你都是当姥爷的人了，你不认这个帐，结不了案，你始终背着欠账不还的名声多不好啊，怎么对得住小外孙子呢。生活要朝前看，把不愉快的东西扔掉吧。老伊说，我扔不掉，我心里想扔，我脑子里也扔不掉，谁劝我都没有用。我问老伊，对你来说什么最珍贵？老伊不吭声。我说：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处境下有不同的答案。一个得了绝症的亿万富翁肯定觉得健康最珍贵，一个沙漠里要渴死的人肯定会觉得一瓶水珍贵而不是一颗宝石珍贵。对于老伊你来说，诚信的名声最珍贵，欠账还钱，过不昧良心的日子最踏实，你也要替你外孙子着想，别让他背一个姥爷欠账不还的名声。对其给予正确的引导和劝解，对当事人的灵魂还是有所触动。在一到七月间，我做了十几次的调解，先把纠纷双方的情绪安定下来，这期间，庄庭长始终关心这个调解的进展，并出谋划策。而我每一次到原告老薛父女处，都对当事人说法庭的同志很牵挂这个事情，庄庭长让我来看你，让我和你们说一下案子调解的进展情况，你们别太着急，法庭一直在抓紧办，你们看看能不能把起诉的钱数再减除一些，被告说有些钱他还过了，你们在重复地要钱。老薛父女当然不承认重复要钱的事情。我就把老伊讲的明明说好送老伊的纳米球被记账260元及老薛向青龙山周姓养猪户要重茬账的事提出来。老薛不吱声了，我也赶紧转移话题说别的。因为这个事情老薛做的不光彩，他不吱声说明他知道做错了理亏，咱就得给他面子，点到为止，不必非要他承认是有这回事。波普尔证伪理论，在很多情况下，一万个事实也不能证明一个人很好，因为可能还有当时甚至永远不知道的相反证据。但在一些情况下，一条可靠的材料就能判定某人不诚实。在法庭上是这样，在日常生活里也是这样。我们有事实能够证明老薛不诚实，老薛自己也觉得理亏，所以他的工作相对好做一点。我到被告老伊家，每次都说庄庭长很牵挂你的病，有什么困难庄庭长说要尽量帮你解决。并把庄庭长为老伊所做的帮助告诉给老伊听，缓和了老伊和法庭紧张的对立关系。五一前后，我去太湖疗养，在黄山脚下买了黄山毛峰春茶，回来后，我去老伊家做调解，我送他茶叶，说这是庄庭长送他的新茶。在整个的调解过程中，我始终突出法庭和庄庭长对老伊的关心和关注，缓和老伊与法庭的对立情绪，积极创造条件使纠纷处在比较稳定的状态，往好的方向发展，创造时机让法庭的同志能够和直接老伊对话。
尽管我和庄庭长都联系了农场领导和畜牧公司，老伊想去拆迁后的那个管理区办公室养猪的想法最终因为环保的问题还是没达成。但我们给他联系了其他的养猪场地，他最后也没去，而是在七一之前去了浓江农场的一个路边养猪场。老伊在新的养猪场安稳下来，他的情绪也比较稳定了，我们觉得时机成熟了，法庭的同志可以直接和他对话了。为了更好的做调解，庄庭长带着法庭的同志和我一起去了老伊处，还给他带了大米。见面就说来看看他，问问身体好些了吧，问问新猪场的情况。老伊主动提到官司的事情，说自己原来猪场的猪没多少，都让人拉走顶他欠下的饲料和房租钱了，自己现在是给新的猪场打工。说话间抽搐的状态就出现了，庄庭长赶紧说我们就是来看看你，不谈案子，你好好保养身体，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你的，你就提出来，然后我们怕他犯病匆匆走了。
之后我和法庭的同志又去了好几趟，庄庭长虽然没有去，但每次不是让法庭的同志给老伊买袋大米，就是买箱面条带去，一是联络感情，也是帮助老伊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困难。法庭的同志因为每次都涉及到和老伊核对具体的一笔笔欠账数目的问题，伊善如说这笔账还过了，这笔账根本不是我欠的，情绪变化非常大，痛骂老薛昧良心重复地向他要钱，几次都要抽搐过去，我们一看他要犯病就赶紧劝他吃药，说点关心他的话，不再进行账目的核对，当然想核对也核对不了，他抽搐过去了。我们问他媳妇要不要送医院，他媳妇说没事，等会就缓过来了。然后我们赶紧离开他家。但我们还不敢离开他家太远，我们把车开到他们看不见的路边，过一会我们再悄悄返回老伊家，看看老伊的抽搐是不是更严重发展了，如果严重我们就得给他送医院。庄庭长的要求就是不能让老伊犯病，一旦犯病就要送医救治。我们看到老伊躺在炕上还在抽搐，喊他话也不答应，扒拉他也没有反应。我就赶紧去猪圈里找了他媳妇问是不是赶紧给老伊送医院。他媳妇说不要紧的，让他睡一两个小时就缓过来了。我们赶紧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庄庭长，庄庭长让我们确定不送医后，给老伊媳妇留下了庄庭长和法庭办案同志的好几个电话，告知一旦有情况需要法庭送医就可以拨打其中任何一个电话。因为我们给老伊家拿面送米，态度友好，对他媳妇是个感动，所以他媳妇对我们态度友好，没有为难我们。在这之后，我和法庭的同志都更加注意老伊情绪变化，他一有犯病的征兆，我们就赶紧放下案子不谈了。
我想来分析老伊这个人，他忠厚老实，自以为是，但自以为是的人很难和人相处。自以为是的人烦恼多，他自己是自己麻烦的制造者。人生下来硬件都差不多，但一生的软件至少被装了三次。一是父母给的，二是老师给的，三是自己在社会上装的。老伊的父母也没有文化，家里很穷，老伊也没有正经上过什么学，不识几个字。他属于内向型性格的人，自我调节能力较差，他也没有什么知心的朋友，他心里的苦楚没有人给他疏导，也没有人给他正面的情绪引导和正确看待问题的方法，他的媳妇孩子看问题也是比较偏激的，从思想上帮不上他，在情绪上安慰不了他。他自己在社会上为人处世的方法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老伊生活的很不幸福。他以前有一个很健康的体格，但是因为租老赵猪场被迫搬迁受到侵害的事情，他想不开，钻牛角尖，窝囊出了病。当时110出警确实存在问题，法庭在他告状时接待他的态度也存在问题。这些都让他万念俱灰，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官官相护，没有人替他这样的老实人说话办事，他自己躲在角落里默默地生闷气，害怕恐惧、偏执狂躁的心理问题出现了，他也不再主动去寻找外界的帮助了。虽然老伊口口声声说要拿刀杀这个杀那个，但是，我们在一个下午去调解的时候遇到一个事，老伊打工的新养猪场在公路边，早晨公路上一台汽车爆胎声就将伊善如吓得犯病了，我们下午去的时候，他刚刚从炕上起来，面颊潮红，双眼湿润，惊吓的症状还未完全消失。这几年猪肉市场不景气，他身体垮了干不了活，还花钱治病导致他的猪场几乎没什么效益，最后干不下去了，只好给人打工。
后来，我们和老伊核对了他的欠账应该是3万元。但老伊不认可，他认可的账就是他自己觉得他就欠老薛一万六七千块钱，但这个账他认为不应该还，因为老薛坑了他，现在还和他打官司让他不得安宁。我们就开导老伊认账。给他讲周瑜的故事，周瑜不就是被气死的吗。情绪对人有影响。不要过分在乎身边的人，也不要刻意在乎他人的事。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让你悲伤，让你嫉妒，让你咬牙切齿，并不是他们有多坏，而是因为你很在乎。所以想心安，首先就要不在乎。你对事不在乎，他就伤害不到你，你对人不在乎，他就不会令你生气。在乎了，你就已经输掉了。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才是无敌的。人不是不生气，是要少生气。一点都不生气，要么是神仙，要么没心没肺。所以老伊你不能太较真了，不能把什么事都混为一谈，一较真，生活中便烦恼遍地。如果你把老薛的钱还上了，这个官司结束了，你有一个好的心情，好好养猪，看着外孙子一天天长大，这多好啊。
后来，庄庭长带着大米亲自去老伊家里调解。我说了一大堆话，老伊也争执辩解了半天，只认这一万多的账，我说你欠账还钱应不应该，他说那我也只能还这一万六七。我说你看看人家起诉你五万五千多，我们相信你，就凭着你嘴说的减掉了没有你签名和别人替你签名的两万多，也做了老薛的工作，老薛也让步同意你还他三万，现在你连三万都不还，你让老薛怎么想，法庭是一手托两家，法庭要公平啊，我们充分考虑了你的利益和感受，你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老薛的感受。你的良心呢？你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法庭这么多同志的感受，大家一趟又一趟地到你家来，图什么？为什么? 老伊不吭声了。庄庭长开始说话了：老伊你也别说这说那的了，过去的事就过去吧，我们再做做老薛的工作，你还两万吧。老伊挺不情愿的答应了，他说：看在你们法庭一趟趟往家来，还给我拿面拿米的，看你们的面子，尽管我挺冤的，我也认这两万块的账了。从老伊家出来，我们就赶紧去做老薛父女的工作。老薛父女感觉太亏了，官司打了三年了，五万五千多的欠款现在变成了两万，他们心理上接受不了，但面对现实也无可奈何。当时天完全黑了下来，看到法庭的同志这么晚了还这么辛苦的给他们调解，老薛父女还是比较感动，勉强同意了接受两万块钱的结果。离开老薛家后的当天晚上，我给老薛和他女儿分别打了电话，在电话里，我除了安慰，就是赞美他们，我说庄庭长都说你们识大体顾大局，心胸宽阔不计较。一个人喜欢被赞美就像一个人喜欢钱一样。只要看到当事人有了好的表现，就要抓紧表扬赞美。而我说庄庭长和法庭的同志都夸赞他们父女时，他们的感受会更觉得被尊重被理解，这也更便于法庭继续开展工作。
第二天，我又去了老薛的店里，安抚他们的情绪。我还和老薛父女讲故事：村里一个秀才和一个文盲农民喝酒，喝着喝着就说起3乘7是多少，文盲说28，秀才说21，两个人为此打了起来，两人最后决定击鼓见县老爷。县老爷升堂一问，说把秀才打20板子，放农民回家。秀才挨了打当然不服，又击鼓，县老爷升堂一看，你怎么又来了？秀才问老爷：你说3乘7是多少？21啊，县老爷回答。秀才说，那你怎么打我的板子？县老爷说他连3乘7是多少都不知道，我打他有什么用啊。秀才听了幡然醒悟。我们很多时候更多的去关注过程逻辑道理，象秀才一样讲对与错，讲道理，却忽视了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把日子过得更好，让人生更幸福。有很多人道理讲得清清楚楚，却生活郁闷。所以我们不必太较真太计较。我们应该用积极的心态看倒霉的事情，得出积极的结果。毛主席有首诗，牢骚太盛放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咱们把这个官司早点结了，心无挂碍专心开店挣钱，过安安心心的日子，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老薛父女从心里认可了这个两万元的调解结果。
老伊认账了，老薛也同意了，法庭马上又去做老伊的工作，得让他做出还款的计划啊，让他在调解书上签字画押。可是一谈到还钱，老伊就哭穷说没钱，自己连个房子都没有，现在给别人猪场打工，人家管吃管喝管住，工钱还要等2016年6月看猪场的效益如何才能多少给点，自己和媳妇吃药都得借钱买。还要拿他自己养猪时欠人饲料钱的单子给我们看。我就和老伊谈，这个官司打了3年了，总这么拖着也没意思，现在钱数就只有2万，你紧紧手，借一借，抓紧还上吧，大家都省心了。老伊说，那分十年吧，我一年还2千。我说不行，老伊你将心比心，你要是老薛，你掉个儿想想，你什么感受。你一年还不上就两年吧，不能拖了。老伊后来答应5年内还完。我和老伊争执半天，达不成结果，僵持住了。庄庭长就说，这样吧，别两年也别五年，分四年每年还5千吧。老伊就痛快的答应了。于是在调解书上签字画押了。可我们来到老薛父女处时，老薛父女对2万元欠账还要分四年还款的结果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期，他们坚决抵触。我说了当时老伊的态度，如果不同意老伊分四年还钱，这个案子现在也结不了案，钱更是没法要。庄庭长说今后做做老伊女儿女婿的工作，争取让老伊的女儿替老伊把钱早点还上。第二天法庭张景霞副庭长打电话通知他们去法庭签字，他们没去，回答接受不了这个结果。张景霞副庭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再去劝劝老薛父女，老薛女儿也给我来电话，她和父亲都想不通，问我怎么办好。我当时有一个接待工作，忙得走不开，我告诉老薛女儿，你先不用去签字，我一旦忙完，立刻去她那里谈这个事。等下午2点多，我的事一忙完，我就去了老薛父女俩的兽药饲料店。老薛在，女儿不在，我就先和老薛谈了，然后，我晚上又去了老薛店里，和他女儿又谈。老薛父女说，我们对分四年拿钱就不满意，我们就不签字，已经这样了，那就耗下去吧。我和他们讲：如果他们不签字，这个案子就得无限的拖下来，对谁都不利。从开始老伊不认账到认账，从开始要拿刀拼命，到现在认账还做出了还钱计划，已经是个了不起的进步了。如果你们不认可这个调解结果，有可能把老伊推到一开始的状况，干脆不认账不还款了，那时再做工作要钱就更难了。何况老伊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收入都没有，还欠了一些人的饲料钱。老薛父女说老伊欠别人的钱都是假的。我说即使老伊有钱，但老伊的钱财都没有在老伊名下，你有没有证据证明是老伊的财产，你执行不了啊。老薛说，老伊女儿有钱，让他女儿替还。我说这个替还，只能是咱们做通人家的工作，人家心甘情愿的还才行，否则，冤有头债有主，你根本不可以向其女儿要钱。老薛说那就让庄庭长给写个保证，这个钱老伊还不上，法庭得还。我说这不可能，法庭又不欠你钱，这钱老伊还不上，你也找不着法庭要，与法与情都不可以。老薛父女最担心的是，分四年之久还钱，如果中间老伊出了意外，比如死亡，剩余的钱是不是就要不回来了。我非常诚实的说是的，而且我说，就算没有意外，他什么都没有，他还不上你的钱，你也拿他没有办法。所以，他现在同意还钱了，你们应该赶快签字同意，先把第一笔5千元拿回来，剩下的钱，我们法庭帮助做工作，争取早一点拿回来，最坏的结果也是四年之内拿到这笔钱，中国人的寿命平均接近75岁，老伊才51岁，不可能有什么意外发生。而且，我帮助他们认真分析案情，打官司的成本和要付出的精力。举例介绍已结案的相类似的案例，有的赢了官司，却一分钱也没有拿到，这就是赔钱，因为打官司时交了诉讼费。我还剖析有的当事人为了置气，搞马拉松似的持久战，想把对方消耗掉，结果也伤了自己的精气神，这合适吗？我的话让老薛父女理解到如果不接受调解结果，对他们不利，于是去法庭签字了。
案子调了下来，我们还要负责的先把第一笔欠款在12月30日前收回来。庄庭长和我去老伊家送达调解通知书，并要求老伊按时还钱。我给老伊送了几件旧衣服，让他干活穿，还给他的小外孙子买了一双小皮鞋。老伊说他看到法庭的同志一趟趟去他家做调解不容易，他答应一定想办法筹借还钱，不让庄庭长为难。
案子的调解工作算是告一段落了。但是要案结事了，我和法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在前些日子将下暴雪之际，提前给老伊打电话，让他做好防雪抗灾的准备工作。平时也隔一段时间就给他打个电话，关心一下他的身体状况，问候一声。对原告老薛父女，我也经常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法庭的同志正在帮助他们要钱，老伊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让他们放心。这样的回访工作实际上很有必要，是一种感情的延续，对今后的工作开展非常有利。
做为一个人民陪审员，就参与这个案子的调解来说，我有几点体会：
一、庄庭长态度诚恳，为了尽早了结此案，他接受好的建议，并授权与我。对于他的信任，我用心努力的回报。庄庭长在这个案子中，他不是指挥式的领导事事亲自指挥安排，而是一个支持式的领导，他让我放手去做调解，他自己和法庭做后勤支持。前期都是我独自去被告老伊家，有时候带一点东西给老伊，我觉得给他送点东西，拉近关系，精神的内容要有物质的载体。庄庭长都说他要给我钱。我说我不要法庭出钱，我自己完全自愿出这点钱，如果能够把案子早点调解好，我觉得很值得。在后期法庭的每一次调解过程中，我都陪着去参与调解，我把我的时间安排好，只要这个案子需要，我随叫随到。而且我还甚至催促法庭赶紧趁被告人老伊思想松动趁热打铁抓紧去调解，不能隔时间久了使老伊已经打开的缺口再封闭上。我和法庭同心同德，把案子的调解成功当做我应该完成的一项工作目标。
二、案件调解过程中，我和法庭紧密配合，互相支持，取得了很好的结果。万里长城怎么修的呢，有烧砖的，有运输的，有砌墙的，我只是在这个案子中发挥了一点桥梁纽带的作用。前进法庭的同志个个都为这个案子做出过努力。在调解的过程中，一般都是我先打头阵，跟原被告双方唇枪舌剑地理论争执，因为我前期和他们接触很多，有情感基础，心理距离很近，就算我说深了浅了他们并不计较。然后，庄庭长最后一言定之。原被告都能够接受庄庭长的提议。我说的多，我先说，是给庄庭长争取说话的空间和弹性。庄庭长说的少，但一说就说到点子上了。我说的话叫按摩式说话，哪个点都不深，庄庭长叫点穴式说话，一点影响全局。而且，原被告都感受到了“司法的诚意”，在内心产生对法庭的认同感，进而甘愿接受于己有利或不利的结果。我在年三江法院举办的陪审员培训班上听到大庆一个陪审员说，如果能用手解开的疙瘩就不要用刀砍。这句话给我非常深的触动。调解工作除了倾注法理，还要靠“情”这把钥匙打开当事人“心灵之锁”。当事人的情感对化解矛盾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执法者积极的情感成分也可以转化成有力的人格感召力，促进案件的调解成功。
三、解决重大复杂的问题要有回合，要有回旋的余地，做调解工作还要会谈判。你买一件贵重的衣服，老板说2000元，你还价1500，老板马上答应成交，你肯定一下子就后悔砍价低了。老板让你再加钱，说你给的价连本钱都不够，你再加了一百，老板还是不肯卖你，说现在连运费都没有收，让你再加钱。你说什么也不加了，老板最后也买给了你。但这时你的心情是愉快的，有满足感。所以重大决策要有回合，处理纠纷要有回旋的余地，做调解工作的人还应该是谈判高手。我们把原告的五万五千七百多元最后降到两万元，而且能够让原告认可，我们是有依据的，原告有过错，想浑水摸鱼多起诉些钱，我们在揭穿他的用意时，也很尊重他的面子，只要他服软了，我们就不要计较，就当什么都没发生。我们给原告面子，原告也给我们面子，也就是原告能够同意我们下调他要账的数目，我们才能比较顺利的让被告认账还钱。
四、最重要的事，一定有时间去做，最喜欢的事，总会有精力去做。爱挑的担子不嫌重。人们对自己愿意做的事可能身疲，但不会心累。 肯定会有人不理解，你去做这个案子的调解工作，来来回回跑了不下二十几趟，搭时间搭精力搭钱财，图什么呢？我回答：我乐意。
足球教练米卢在中国执教时提出了快乐足球的理念，我觉得很棒。幸福就是爱上正在做的事。我们所做的工作不应该都是像新闻宣传的那样，苦啊，累啊的。我看过一个杂谈，说1950年代的新闻报道中说爱情是什么呢？工人的爱情是和妻子谈技术革新，农民的爱情是和妻子谈土壤改良，党委书记的爱情是妻子有病他不能回家。整个时代把个人的爱情一刀切为公共的模式，这很好笑。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不喜欢所从事的工作，但是我很幸运。干工作我有一种职业的乐意，乐意就是幸福。调解工作我乐意做，而且庄庭长和法庭的同志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支持和评价，这也是我做调解工作的一个动力。在这个调解过程中，我接触到不同的人，他们的性格、脾气、秉性都各不相同，他们看待纠纷处理纠纷的态度也各不相同，造成他们纠纷的不仅有直接原因和近因，还有隐藏在直接原因和近因后面的间接原因和远因。这都给我打开了一扇扇窗口，让我了解认识他们，并在调解的过程中，我的劝导对他们的人生态度有所影响。他们渐渐放下一些仇恨，双方有了相互的体谅和宽容，我觉得很欣慰。我喜欢用欣赏的目光看人，用快乐的心情做事，所以我不觉得多么辛苦，多么烦恼。我们很多人经常处于情绪的不自觉状态，很多当事人也是这样。老伊很难受、很焦虑、很不安，但他对于自己处于这种状态是无意识的。我们法官和调解员做工作时有时也是这样。我们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对自己的情绪状态首先要意识到。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段时间自己怎么老是在批评人，就觉得自己这段时间可能压力很大，这个就是情绪的不自觉状态。我们如果了解自身的情绪，经常提醒自己，对控制自己的情绪状态很重要。通过做调解工作，我也很好地锻炼了自己的情绪。有报道说美国在911后，维稳的人员花费比军费都高。而中国古代一个知县，手下不过就十几个人而已，管辖方圆几百里十几万的人口，还能安稳太平，靠的是信仰，不是人手。因为大家都坚信，不能干坏事丢名誉，干坏事是要遭报应的，此为人治。赵匡胤问大臣赵普，普天之下，什么最大？赵普想想说，道理为大。他不溜须拍马，说天下皇上最大，赵匡胤听了很高兴。我想我们现在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重建我们的精神世界，就是要按照道理生活，有信仰的活着。我从心底同情原被告双方。有句话叫不赌为赢，我觉得用在打官司上也合适，打官司双方无论输赢都没有赢家。五、当好人民陪审员，要严守调解工作纪律。咱们参与案件调解不得接受当事人的吃请与钱物。这也是做人的道德，俗话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我开始去调解这个案子的时候，原告老薛看我一趟趟去老伊家，并能够及时反馈给他调解的进展情况，就要送我三百元钱，我坚决谢绝了。这样我出于公心，理直气壮地调解这个案子，让老薛一再接受了远远低于他的诉求数额。让原被告双方都感觉到了法律是有温度的。
法官是运送正义的职业，是生活在矛盾和纠纷里的思考者，人民陪审员的工作也当如此。调解工作就是要矛盾得到解决，纠纷得到平息，伤心得到安抚。特别是要让伤心得到安抚。陪审员应是一个充满人文品格的司法者，我们要学会运用心理学方法，让司法过程充满亲和力，这样有助于提高群众对司法的信心，对调解工作的认可。
我们做调解应在法律的范围内以公平为念而毋忘慈悲，当以严厉的眼光对事，而以悲悯的眼光对人。
生活中有很多事，如果大家都来做劝和的工作，不扇风不点火，很多问题都不会发生，或者发生了也会在萌芽状态被处理掉。而且人的精神层面状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都影响着一个人的行为和处事方式。最近，上海复旦林森浩因琐事对同室舍友黄洋采用投毒方法故意至黄洋死亡案终于二审宣判了。尽管林森浩12月13日已经被执行死亡了，但这是个两败俱伤的案子，没有赢家。林森浩的爸爸说他想不明白儿子跟黄洋也没什么大矛盾，怎么可能那么歹毒去投毒杀人，他能得到什么呢？林森浩的爸爸说，他原本以为培养孩子大学毕业，任务就完成了，没想到出这种事。原本认为知识改变命运，但现在林森浩的事让他“很痛心”。这个案子给我们的教训除了案子本身，我们还要关注林森浩的性格，他的心理健康问题，他如果不是极端的偏执自私，而是一个心态阳光、大度宽容、善于沟通交流的人，他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所以，我们开展调解工作，首先要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很多看似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原因是他的心理出了问题。
五、我们在调解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方法需要学习借鉴的。比如很多当事人的矛盾是得不到妥善的接待，导致情绪不满，最后矛盾加剧，形成了对抗。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低级错误”，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认真做好接待安抚工作。我在法院报上看到邹碧华有本《群众接待场景65例》的简介。这65例包含了立案、审理、执行、信访等程序的各个环节，大到群体人员在立案大厅聚集，小到当事人要求修改笔录，事无巨细，每个都列出了正确的做法，并予以说明理由。看看这本书，肯定会对工作有帮助。比如，他讲的接待中的心理学就有三个原理。第一，让当事人离开人多的地方，坐到边上来。人越多越兴奋，这个叫观众效应。你要把他隔离开，让他离开观众的视线坐到旁边去，他就会不知不觉平静下来，这种平静是你不知道的，一种心理学上的微妙作用。第二，让他坐下来，心理学上第二个原理，站立效应。人站着的时候，比坐着的时候更容易激动，所以叫站立效应。坐下来心情更容易情绪平复下来。第三个动作送杯水，这是什么呢？互惠效应。给他一点小小的尊重，他会回馈给你一些尊重。大家不要小看这一分钟里的几个动作，实际上反映了心理学上的三个效应，三个原理都用上了，这是专业。再比如调解中要注意布置场所，尽量做到安静。不要在特别闹的环境里调解，特别闹会让人烦躁，安静的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让人心平气和。然后就要选择是面对面调解，还是背靠背调解？是单独接触一方，还是接触双方？这些事先都要有所考虑。
2003年我偶然听说有人因为六颗高粱打了一个官司，我很好奇，了解之后，我很有感触地写了一篇报道，而且还附写了一个后记，发表在2003年11月4日的农垦日报上。我现在把这篇报道附在后面，大家可以看看打这样的官司值不值。
我啰里啰嗦谈了我参与案子的调解过程和体会，希望给大家一点参考。不足之处，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附：六棵高粱引发官司
因为6棵高粱秆，多年相处和睦的邻居翻脸闹上了法庭。双方不仅付出几千元钱，还搭进去了无法计算的时间和精力，捧着判决书，原告被告谁都高兴不起来，这场官司打的实在不值啊！2002年10月3日下午4点多钟，前进农场某队小伙子顾云（化名）带着刚处不久的女朋友到离家不远的排干水沟里去捞鱼，女友见沟边地里的一片高粱秆挺好，就拔了一棵吃，并说这甜秆真甜！顾云纠正女友说：“那不是甜秆，是高粱”！捞完鱼后，穿着水叉的顾云为讨女友欢心就顺手拔了5棵高粱秆拿着和女友说说笑笑地往家走。这时，迎面碰上高粱的主人，小伙子叫叔叔的邻居布雷（化名）。布雷上前就骂顾云偷他家的高粱，祸害他的地。小伙子觉得当着自己对象的面被骂脸上不太光彩，就和布雷顶撞起来，也骂了难听的话，最后两人撕打在一起。这时，在不远处放鹅的布雷之妻也闻声赶来与顾云撕打。闻声而来的顾云妹妹用哥哥捞鱼用的水桶砸向布妻。但是，“战争”很快被街坊邻居们拉开，将他们劝送回了各自的家。当晚，顾云父亲去布家赔礼道歉，并让布雷夫妻到场部医院看看伤着没有，该治伤治伤。当时，布雷两口子很大度，连说没事上啥医院呀，也没打坏。第二天一早，顾父又去布家看望，并重申该去医院咱就去医院。因为夜里下雨了，生产队的土道不太好走，顾父说，不行我就开我家的胶轮车送你们去场部医院。布家两口子仍说没事，又没伤筋动骨，去什么医院呢！顾云听父亲说了布家的态度后，也没主动去认错，他想，不就拔了几根高粱嘛！他至于在我对象面前骂那些难听话吗？一点面子都不给！因为正是秋收大忙季节，顾云就下地干活去了。谁知，到了第三天，布雷两口子竟去医院住院去了，而且布妻还到公安局报了案。公安部门出面进行了处理，生产队干部也来做调解工作。可是，顾家、布家却因为不能互相谅解而谈不到一起，据布家说：顾家没诚意，动手打人的顾云和顾云妹妹不到家里看望赔礼，他们想住院却被顾家堵截不让出队。两家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本来是都过去的事了，好好的怎么又住院又报案，这不是讹人吗？顾云越想越气，也于打架之后的第七天，赌气住进了医院，矛盾进一步激化。两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成了冤家。
2002年11月15日，布雷夫妻向法庭起诉了顾云，顾云也向法庭提起了反诉，法庭多次调解无效于2003年7月2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做出判决：原告布雷住院治疗费、交通费、伙食补助及误工工资共3021.53元，由原告被告各承担一半，即：1510.77元。被告【反诉人】顾云为治疗身体损伤支出的医疗费、误工费合计1101.30元，由原告被告各承担一半，即：550.68元。原告布雷和被告顾云承担的赔偿额相互抵减，被告赔原告960.09元。案件受理费242.47元，原告承担169.90元，被告承担72.58元。判决下来后，尽管双方都不服气，但谁也没有上诉。两家人都在心里默认了这场不该打的官司。
后记：
案子虽然了解，可却给人留下了思考。双方当事人遇事不冷静，过于讲面子。正值秋收大忙季节，双方当事人放下家里的农活而为争面子赌气住院，花钱、遭罪。顾云不自律拔了不属于自己的高粱秆，被骂后不冷静动起手来，事后还不亲自去赔礼道歉。布雷也不对，别人拔了自己的高粱可以批评指责，不能张口骂人动手打人，有理还应让三分呢。这事儿本不大，双方一较劲儿，却越弄越繁琐，甚至成了仇和恨。区区六棵高粱，如果双方都能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态来正确对待此事，就会减少这些纠纷。
人活几十年，心态最重要，遇事能忍忍让让，退一步海阔天空。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原则问题，还是互相谦让的好。
如果顾云自律一点，不拔人家的高粱，没事儿。
如果布雷宽容一点，给顾云留点面子，没事儿。
如果顾云事后能主动上门赔礼道歉，没事儿。
如果有关部门的调解再耐心细致些，没事儿。
如果医院拒收达不到住院条件的病人，没事儿。